邓颖超的红岩情源|写在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

周　勇

今年2月4日，是立春之日，更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感恩这位老人家给我们的2024带来了春天的信息。

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对于重庆的党史工作者，更是令人尊敬和景仰的“大姐”。

1938年邓颖超在重庆

2003年，市委调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兼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专门从事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工作。同时我又担任《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由于这份杂志是在邓大姐的关怀下创办起来，并题写刊名，我也因此与邓大姐有了更多的精神联系。

一、首题“红岩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谱系增添独特一脉

1983年，在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专门成立“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启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编和红岩精神研究工作。

邓颖超同志作出“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研究、宣传南方局党史”的重要指示。1983年4月15日，邓大姐致信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第一次座谈会，指出：“南方局领导下的地区党史，是我们党全部历史的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编写党史，首要的是要实事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面貌，切忌烦琐、夸大的叙述。”1985年3月22日，她在为《南方局党史资料》题词时再一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面貌”。

1985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回到重庆。离开重庆近40年了，她来到红岩村，抚今追夕，百感交集，临别时欣然命笔，题下“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邓颖超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重返红岩”。这标志着“红岩精神”科学命题的提出，发出了研究和弘扬红岩精神的号召。邓颖超是提出“红岩精神”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在红岩村题写“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后开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参加的第一项重大课题，就是完成邓颖超同志提出的搜集整理国民参政会档案史料。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政治舞台上的重要阵地。抗战八年，邓颖超一直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参政员。现在回想，40年来，她的这些论述在当时就成为南方局党史资料征编和研究，尤其是红岩精神研究的指针。于我而言，可以说是邓颖超同志这些指示引导着我走上了研究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的学术之路。

二、命笔《红岩春秋》，创造研究和宣传南方局历史、红岩精神的重要阵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邓颖超同志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绩。

抗战时期，邓颖超陪同宋庆龄在重庆观看秧歌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3年，邓颖超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邓大姐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推动了红岩精神和南方局党史的研究，重庆市委和南方局老同志身体力行。1988年6月6日，童小鹏在与重庆市委领导交谈时就建议，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专门的“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加强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并且办一份刊物，编一套《南方局史稿》，把邓大姐交给的深入研究、准确宣传南方局、红岩的历史这件事情继续进行下去。

重庆市委采纳了他的建议，指示市委党史工委着手筹备成立。最先办起来的就是《红岩春秋》杂志。这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份集中宣传周恩来和“红岩精神”的刊物。由于有邓大姐的倡导，有童小鹏等南方局老同志的奔走，有重庆市委的重视，几个月内就争取到刊号，办好了手续。

童小鹏马上就将这一喜讯报告了邓大姐，邓大姐非常高兴，欣然命笔为即将诞生的《红岩春秋》题写刊名。据童小鹏同志讲，那时邓大姐已经85岁，早已封笔，不再题词了。由此可见邓大姐对《红岩春秋》寄望之殷，嘱托之重。1989年5月《红岩春秋》正式创刊。

2003年我接手《红岩春秋》，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0年。作为她老人家亲笔题写刊名的《红岩春秋》的后继者，我丝毫不敢懈怠，始终以不负大姐重托，研究红岩精神，办好《红岩春秋》为己任。

邓颖超为《红岩春秋》题写的刊名

在那十年中，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决做到了不媚俗，不跟风。让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和他们的优良传统作风代代相传，为新时期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始终在提高“资政”水平上下功夫，始终在强化“育人”功能上做文章。特别是运用重庆丰富的党史资源，不断探索党史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办刊思路。按照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宗旨，以改革为动力，以读者为“评委”的办刊理念，坚持“三贴近”的原则，自觉地实现“三个转变”，即：纵向上，把从主要研究和宣传历史上的“红岩精神”一直要研究和宣传到今天对“红岩精神”的弘扬，也就是说“纵向到底”，实现了从以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为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历史为主的转变，换句话说，就是把对历史上的红岩精神的宣传，一直讲到了今天对红岩精神的弘扬；横向上，从主要宣传政治斗争的历史，到在突出南方局史、红岩精神的基础上，全面反映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所组成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的转变，也就是说，“横向到边”，把对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覆盖到了全社会。在运作方式上，实现了从自收自支、关门办刊，到政府支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转变。

那十年，我们开展了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70周年活动，宋平等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实现了办刊100期，编撰了《红岩春秋》创刊20周年精选文集（上下卷100万字）；采访了一大批南方局老同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撰写了发表了一大批研究、传播红岩精神的文章；拍摄了八集电视纪录片《千秋红岩》，组织了“红岩儿女红岩行”寻访活动。参加了市委实施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参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和出版，《周恩来在重庆》等文艺精品的创作，12集电视纪录片《大后方》的拍摄，历史文物展览《重庆岁月》的策划和展陈等等。

宋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揭幕

在市委的领导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红岩春秋》已经成为宣传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为主线，以宣传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和革命思想为重点的党史刊物，成为重庆弘扬主旋律的精品杂志，成为学习、研究、宣传、弘扬“红岩精神”的中心刊物。这是可告慰邓大姐的。

三、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宣传党史

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颖超同志关注重庆最多的是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中的“实事求是”问题。追溯起来，有几件事情十分难忘，至今受用。

一个是总体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周恩来的宣传不能夸张，对历史事实不能凭想象，必须实事求是。

1976年底，红岩革命纪念馆撰写了《山城人民怀念周总理》一文，请邓大姐提出修改意见。1977年1月，她托童小鹏同志传达了对当前宣传周恩来的两点意见：“一、不要写过份了，过份了就不真实，不是实事求是。目前的倾向，带普遍性的是过份。二、事实一定要核实。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宣传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张。对那些听说的材料，要核实，一定不要凭想象弄。” （重庆文史资料第六辑，1980年）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机轰炸后的八路军办事处大楼前合影

二是直接指导重庆党史工作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所谓“总理卖报”的误传。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同志在文章中多次提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周恩来毅然在重庆上街“叫卖”刊载有他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新华日报》，以此来证明周恩来同志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由于言之凿凿，绘声绘色，以至于“总理卖报”的故事编进了文艺作品，流传甚广。

1978年，中央要邓大姐过问一下全国革命纪念馆的事情。8月，她在北京两次接见了重庆的几位党史、文物工作者，明确地提出了要纠正这个误传。她说“恩来卖报的事，我一直没有这个印象，这件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红岩春秋》2002年第五期刘立群文）她把这个任务明确地交给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她说“搞清楚这件事，是你们红岩的责任，你们应该做，我赞成你们做，这是件好事”。（《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0年）还要求“把调查回来的真实材料上报文化部，请文化部通知各地，以后凡是搞文艺创作的人找到你们，你们一定坚持实事求是，告诉他们历史真相，这件事一定要纠正过来，拜托你们了。” （《红岩春秋》2002年第五期刘立群文）为了引起高度重视，她再三强调“对周恩来同志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演戏要加工，但要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0年）“不要哗众取宠”。（《红岩春秋》2002年第五期刘立群文）

为了完成邓大姐交给的任务，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联合组成了研究小组，经过大量深入的资料搜集、调查研究、反复考证，终于完成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没有卖过＜新华日报＞的调查》，1980年在《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上发表。

三是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办好党史展览。

1978年，她在审阅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展出提纲后指出，“你们是红岩村，却去展出延安窑洞的照片。沈崇事件是北京的事，下关事件是南京的事，你们都弄去展出，这样红岩馆就成了党史综合馆了，分散、淡化了红岩的主题，不像红岩了。你们应该仔细分析哪些材料该上，哪些材料不该上，比如毛主席在红岩指挥上党战役，这就是红岩的事情嘛”。她拿着红岩馆简介说，“你们说曾家岩50号（周公馆）有特务住房，不对，陈长蘅、刘瑶章两家都比我们先住在那里。你们说人家是特务，没有证据呀？”“你们这样写，不是实事求是嘛！” （《红岩春秋》2002年第五期刘立群文）1985年，她重返山城，在曾家岩50号，她再次讲起这件事情。她说，“以前有人写文章，说这里二楼、三楼都住着宪兵、特务，这是不真实的。当时二楼一部分是为刘瑶章先生住，三楼一部分是战时妇女服务团住，这个服务团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和共产党员张启凡领导的。倪斐君解放后留在北京，后来把贺耀组从海外动员回来，是解放后第一个回到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她还说“恩来同志的秘书李少石同志是他乘坐的小车碰伤了国民党伤兵，被伤兵枪击小车误伤身死，而不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我们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啊！”（廖伯康：《忆邓大姐重返重庆》，《我们的邓大姐》第244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1945年8月28日，邓颖超在延安机场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送行

四、书怀水仙，更深情谊源于红岩村

邓颖超对红岩村有着特殊的感情。

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红岩村时，特地来到饶国模同志故居前，久久凝视着铭牌上的简介，工作人员以为她看不清楚，便主动重新读了一遍。没想到邓颖超却微微摇了摇头：“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对饶国模同志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没有刘太太（即饶国模），哪有我们的红岩哟”。随后，她带领随行的全体同志前往饶国模墓地敬献鲜花，缓步绕墓一周，向这位革命的老妈妈致敬。

抗战时期，饶国模在红岩嘴经办了“大有农场”，是当时重庆为数不多的私家农场之一。

1939年，设在重庆市区的八路军办事处屡遭日军轰炸，决定另觅新址建房，预选地便包括饶国模的“大有农场”。此时的饶国模正计划在红岩嘴建造两层楼房，于是办事处便提出加入饶国模的建房计划，由办事处出资3000元在饶国模的建房计划中增加一层，并言明三年以后开始付房租。饶国模欣然应允。

对于办事处的入住，饶国模是真心实意欢迎的，无论住多久她都愿意。周恩来**带着钱和合同找到了饶国模，耐心地向她解释，一方面共产党有纪律，另一方面也为了保证饶国模的安全，避免落下“通共”的罪名。就这样，饶国模收下了建房款，签订了租房合同，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房东。但后来这笔钱还是被饶国模资助给办事处作为工作经费，而且抗战八年中从没收过办事处的租金。

这便是邓颖超说“没有刘太太（即饶国模），哪有我们的红岩哟”的起因。

邓颖超对饶国模、红岩村有更深的情谊。

1940年秋天，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来到重庆，与周恩来夫妇团聚。饶国模见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主动要求两位老人住进自己家，方便自己照顾。后来，邓颖超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都病逝于此，饶国模又帮助料理后事，无偿提供墓地。

饶国模对南方局同志同样“生老病死，无微不至”，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很感激，称“刘太太比我们的亲人还亲”。邓颖超后来说，她（饶国模）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

在邓颖超书信集中有一封给周恩来的信。时间是1950年1月21日。当时，周恩来正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

邓颖超在信告诉他“18日午夜，我在外面开会，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掀帘走入大客厅，即觉清香扑鼻……再往里走，发现在花瓶里插着两束水仙花。”邓颖超马上问办公室同志，哪里来的这种鲜花？因为北京并不出产水仙。工作人员答“今天人家送来的，还有信”。邓颖超赶快读信，方知是夏静送来的。夏静是饶国模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国家计委工作。不久前她回到重庆红岩村家中看望母亲饶国模，饶特意托她给远在北京的邓颖超送去了两束红岩的水仙花。邓颖超深情地写到，这是“她的母亲给我带来的生长在红岩土壤里的新鲜水仙花。我不仅由衷的喜悦，并感谢红岩房东芳邻刘太太的深厚友谊。”

原来，邓颖超的这份喜悦来自“红岩土壤”和“芳邻刘太太”。

邓颖超马上回到客厅去，从瓶里拿出那两束水仙花，抚摸着它，欣赏着它。“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邓颖超说“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语”。他告诉周恩来“可惜你没有在家，如果你在的话，你一定和我具有同感，而且是最能了解我的心情的人。没到过红岩的人，固不能了解。”

邓颖超的“百感交集”源于“三年红岩”那“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因为，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在她看来，这一切只有周恩来“最能了解我的心情”。而“没到过红岩的人”是“固不能了解”的。

这就是邓颖超红岩情谊的源泉。

1985年10月，这是邓颖超最后一次回到红岩村。离开红岩的时候，她紧握双手，高举过头向周围的人们告别，并用四川话说到，“红岩的事情就拜托各位了。”

这是邓颖超向重庆的最后告别，也是对重庆人、红岩人的殷殷嘱托。

2024年2月3日于十驾庐

审核：薛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