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律与自由的辩证中寻找诗歌的归途

作者：赵青山

当缙云三友诗歌选粹《韵海心舟》编纂者将“严守诗文界限，呼唤诗歌音韵节奏的回归”作为核心理念时，这不仅是对新诗百年发展困境的回应，更是对汉语诗歌本质属性的深刻认知。在这部承载着三位诗友六十余年文学理想的诗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格律形式的创新实践，更是一场关于诗歌本质的哲学思辨。

一、破茧：新诗格律化的三次浪潮

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陷入自由与格律的永恒角力。正如赵青山在《东方诗潮研究》中指出，中国新诗格律化历经三次浪潮：新月派的启蒙、现代派的承续、雅园诗派的勃兴，最终在21世纪迎来第三次浪潮的潮头——东方诗潮。缙云三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中，以"格律体新诗"的名义登上诗坛。他们的创作实践，本质上是对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阶段性总结。缙云三友的新诗创作是在“三分法”分类理论指导下展开的。这是由邹绛、万龙生等诗人学者，以闻一多、何其芳等先驱的理论基础为依据提出的一种新诗格律分类体系，旨在为新诗形式建设提供规范化的路径。其核心是将格律体新诗分为“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复合式”三大类，并通过具体实践实现创作的无限可操作性。整齐式：如石家远《假如生活眷顾了你》、王端诚《南京访李香君故居》、万龙生《在何其芳墓前》；参差对称式：如石家远《窗前遐思》、王端诚《弹琵琶的女子你别后可好》、万龙生《写在西仓坡，闻一多先生遇难处》；复合式：如石家远《蘸水笔 薛涛笺》、王端诚《登楼同望长江》、万龙生《给母亲》。“三分法”分类体系是对中华传统诗歌形式的传承与创新，既传承于诗体形式，又创新于新诗语言。百年以来，新诗是自由诗，完全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有的诗论家提出“没有形式就是新诗的形式”的荒诞论断。新诗史上，“三分法”分类体系第一次以极强的具象性、可操作性将新诗的形式类型展现在读者面前，为新诗美学追求提供了崭新的参照标准，在此理论指导下创作的《韵海心舟》，实为新世纪格律体新诗理论发展的实证资料。

二、淬火：诗体重建中的文化自觉

缙云三友的新诗形式探索绝非简单止于“三分法”形式分类，他们还有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石家远曾出版《定行诗选》，在遵循“整齐、对称、复合”的基础上，追求全诗行数的规定性；王端诚曾出版《十四行宋词今译》、《汉音商籁集》，在全诗十四行的约束下尝试了每行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十二言、十三言等多种形式的诗体类型；万龙生曾出版《十四行诗八行诗百首》，后又在追求定行诗的基础上，以“柔巴依”为例着力推进诗体定型，将自异域归来的四行诗，固定为每行十二言，偶行押韵，创新成为了一种新诗的绝句体。这种新诗诗体重建中的文化自觉现象，揭示了新诗发展的客观规律。赵青山在《东方诗潮研究》的相关文献中阐释为“自律、共律、格律”的新诗格律化动态发展模型：‌自律体，指诗人个体创作中自由探索的形式实验，如整齐式、对称式、复合式；‌共律体，指通过群体实践形成的阶段性规范，如定行诗、定言诗；‌格律体‌：指在长期创作与理论争鸣中固化的成熟形式，如柔巴依、新体律诗、花环体等。《韵海心舟》是缙云三友几十年新诗创作的精华之选，诗集中对于新诗形式建设的美学追求既源于对汉语诗歌传统的深刻理解和传承，也得益于对世界诗歌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三、涅槃：诗性本真的终极追问

当现代诗人沉迷于语言游戏的狂欢时，缙云三友始终坚守"诗言志"的传统。石家远在《问门神》中对民间文化的深情回望，王端诚在《南京访李香君故居》中的历史叩问，万龙生在《莫斯科郊外的黄昏》中的文化对话，都展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这种创作态度，使得他们的格律探索超越了形式创新的层面，升华为对诗歌本质的终极追问。 2019年6月，笔者曾与万龙生、王端诚、余小曲、周琪等老师参加西南大学新诗形式美学对话会，会议结束后，石家远老师盛情邀约我们畅游缙云山。在竹海午餐前茶叙时，石老师提议六人合作创作六行花环体《缙云诗友会》，使这次盛会成为一次新诗最高美学追求的狂欢之旅。六诗友欢聚，你言我语，何其乐哉！如今雅韵犹在，斯人已远。呜呼！

在当前新诗生态下，诗歌的形式美正在逐渐消解。缙云三友通过格律体新诗的创作实践，重新确立了诗歌的审美边界。他们用严谨的形式规范对抗语言的泛滥，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抵抗流行的浮躁，为当代诗歌树立了值得借鉴的精神标杆。正如王端诚在《微斋十四行》中所述："我们选择了江边的小路/路随江水向天边蜿蜒/此刻你对我千种依恋/就是江流执着的缠绵"，这种对诗歌本质的坚守，正是我们在喧嚣时代中最需要的精神家园。

2025年3月4日于天津运河之畔

主编：薛钦泽

审核：薛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