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平：我的爷爷朱德是一位铁血勇士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下午好，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战友们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作为空军的一名老兵，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亲切，看到你们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当年热血青年参军入伍的情景。我们从穿上军装到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军人，这个过程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自己的这身军装，能够把我们革命军队优良的传统在你们的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朱和平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铁血朱德。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从电视上、文艺作品中了解朱德总司令，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我也是这种感觉。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和平时期，朱总司令在对自己的部属、下级、战友、同志、亲人之间，他的确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但是在困难面前、在敌人面前，他是一位铁血勇士，在这一方面非常遗憾，咱们很多的影视作品、文学创作没有把这方面展示出来，所以，我今天通过几个小故事，给大家展示一下朱总司令铁血的一面。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努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了“血性”这个词，那么血性是什么？血性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一种胆量。血性，就是敢于亮剑，敢于剌刀见红，是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往无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能被敌人所屈服。”这就是血性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看家本事。

电视剧《亮剑》中有一段对话，赵刚政委说：“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与首任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无论这支部队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这句话说的是李云龙，这句话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我们人民军队今天为什么是胜利之师、威武之师、铁血之师。这和我们这支军队的创建者、它的首任军事主官，我们朱总司令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我军的创建人之一，我军历史上唯一一个总司令。他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支军队，朱总司令为全军做出了表率，直到今天。这个不是我说的，很多领袖对此都有评价。

毛泽东评价他:“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聂荣臻评价说:“朱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刘伯承评价说：“你是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徐向前评价说：“朱德同志为革命战争而诞生，是擘画军事、驾驭战争的伟大能手”；杨尚昆评价说：“他是元帅中的元帅，司令中的总司令”。为什么有此评价？因为在朱总司令的身上展现了人民军队的所有的优秀品质，堪称全军楷模，到今天为止，我们人民军队中仍然有很多优秀的作风、优秀的思想，都能看到他老人家的影子。

朱总司令最有革命军人的品格，有血性、敢担当，愈是在最紧要、最危急、最艰难的关头，愈是坚定，愈是有能力、有办法挑起重担，力挽狂澜，扭转危局。这就是朱总司令的血性。

从朱总司令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几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性。

一、 南昌起义后的石径岭遭遇战

我们都知道，南昌起义之后之所以这支部队没有被打散，就是因为朱总司令保留了最后的火种，这支火种后来上了井冈山，跟毛主席领导的军队会师就形成了朱毛红军，就成为我们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中，朱毛的名字始终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一共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他们碾转、行军、打仗走了三千里地，堪称是一次小长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军队就遇到了一次最惊险的战斗，这场战斗史书上说的不多，电视剧中也没描写过，但它确实是刻骨铭心的。石径岭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在崇山峻岭之中，他的地形和天险腊子口一样，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唯有一条路就叫石径岭。

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回忆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10月7日，朱总司令率领部队从饶平出发，沿闽粤边一路急行军，16日抵达武平。紧紧尾追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一个师，17日也到达武平。朱总司令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他指挥部队击退敌人两个团的进攻，打垮追敌，但部队亦受很大损失，还剩1500多人。再向西北奔赣南，到达闽赣边界的石径岭时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的（部队）占踞了，阻拦起义军通过。“这时，朱总司令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总司令**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惊险的战斗，我才发觉，朱总司令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二、 长征中的土城战斗

1935年1月27日，当时刚开完遵义会议，我们的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迫切想打一场胜仗，我们就把目光对准了川军的部队。当中央军委到达土城，土城三面环山，背靠赤水河，正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场所。这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郭郧祺的4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军委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给追敌一个迎头痛击。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正在附近的彭德怀，军委要他统一指挥三、五军团去歼灭这股敌人，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

28日晨五时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并没有取得较好战果，且越打越被动，阵地被压缩。这时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4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6个团上万余人，而且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大烟枪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

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三、五军团与川军鏖战半日，伤亡越来越大。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五军团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顶不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继湘江战役之后的又一次生死悠关的激战。在这个关系着全军命运的危急时刻，朱总司令毅然提出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总司令有点等不及了，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当朱总司令赶到前线青岗坡时，三军团和五军团的指战员们正在浴血奋战。士兵们看到总司令出现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受到极大的鼓舞，在朱总司令的直接参与指挥下，三军团四师一鼓作气，连续夺得川军控制下的几个山头，顶住了敌人的攻势。

1月29日3时，朱总司令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随即重返前线指挥战斗，掩护全军西渡赤水河。

他来到王开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阵地。杨成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令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敌人像着魔似的一个劲地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我与王开湘同志，六团长朱水秋、王集成同志也都来了，大家都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

红军靠什么死死地顶住敌人，靠的就是血性！罗友荣将军(1914-1989)时任红一军团二师二团连指导员，亲身经历了那次战斗。2012年8月，其子罗建民将他的日记捐献给四渡赤水纪念馆。日记中写道：土城战斗前，朱总司令对全军指战员讲:“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做到三个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钱！三不要家！自已不要命，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能很好地生存；自己不要钱，是为了天下的穷人能过上富裕的日子；自己不要家，是为了全国每个家庭都能幸福地团圆和生活。”这就是我们红军面临生死之战全军统帅给所有官兵提出的战斗动员的三个不要，正是由于我们的红军战士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战斗精神，所以我们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才能够顶得住。

三、 过雪山草地

红军在长征中，曾几度经历环境恶劣、粮秣无济、大军几乎绝粮断炊的日子。每当这时，朱总司令都想方设法组织全军渡过难关。

1936年早春，朱总司令和红四方面军为了等待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师，在平均海拔三千米高的康北高原上渡过了极其艰难的四个月。几万人的大军口粮无继，在朱总司令的带动下，军队基本上是靠野菜和临时找到的一点牛羊肉充饥。同时，朱总司令不仅组织全军成立野菜小组，编书下发，还发动各部队帮助躲避到山里去的藏胞把地种上，他每天拿着镢头和战士们一起在田间干活。他想出挖野菜、吃皮带、纺毛线、缝毛皮衣各种办法，并**带头去做，才使部队生存下来并走出困境。

不怕困难，能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也是一种血性，朱总司令就是造就红军有这样一种血性的人。红军也凭借这种精神才完成了震撼世界的长征。

正如外国记者斯诺所说，“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技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部下的军队在川西北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西行漫记》）

四、 抗日战争中的古县阻击战

1938年2月20日，朱总司令和参谋长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由西向东奔赴太行前线。随行的除十来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

2月22日，东路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逼近。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保证根据地和党的地方政府领导们与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朱总司令决定率领随总部行动的两个连警卫通讯战士和为数不多的安泽县自卫队推进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迎敌，迟滞日军的西进。

24日，日军先头部队苫米地旅团三千人进至古县镇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日军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正在通往临汾的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行进，不曾想前头兵踩上了地雷，又遇从路边的山林里射出的密集枪弹。日军的前头部队被打倒了一堆，大队人马立刻趴在公路上，不敢轻举妄动。待他们镇定下来，部署了向两侧山地进攻的计划后，我军却不见了人影。待他们继续前进，刚转过一个山弯，又遭了猛烈袭击。日军再组织兵力向丛林补去，我军却又不见了人影。

就这样，为数不多的八路军总部警卫部队，把三千鬼子兵缠在盘山路上，打打停停，节节阻击，使敌人前进进不得，进攻攻不成。日军眼看离临汾只有百余路，却就是不能长驱直入。

第二天，朱总司令的部队又与日军周旋了一天，战斗更趋激烈。朱总司令把身边仅有参谋和警卫人员也都派上去支援。这时，日军探知阻击他们的是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指挥者竟是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他们判断八路军总部可能就在古县，于是立刻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古县，消灭朱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幸好，日空军飞行员把屯留西北的故县当作是安泽的古县，大批炸弹都投到了故县，古县却平安无事。

26日晚，日军攻占古县镇，朱总司令率总部退出，安全转移。朱总司令以两个连的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贏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在八路军总部经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撰文说：“他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已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亲身看见，当苫米地旅团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朱德于1939年3月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这个故事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体现了朱总司令身上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五、 解放战争中千里奔濮阳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开会，听取了华东野战军负责人陈毅、粟裕的汇报。朱总司令赞同粟裕提出的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下、集中兵力在中原大量歼敌的建议。会后，朱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代表中央前往濮阳去慰问华东野战军并指导工作。

濮阳位于河南、山东相临地区的黄河北岸，距河北阜平城南庄千里之遥。朱德一行只有两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包括警卫人员三十多人。

朱总司令的小部队过了邯郸，进入国民党军占领区，其中有几百里的一段路，只能夜间赶路。因为有夜幕掩护，可能安全些，但就在此路段小部队竟然遇到一次险情：那天晚上，陈毅坐的吉普车行驶在前头，发现前面公路上的有两百多国民党兵在行进，提出要不要停一下；这时，行驶在后面的大卡车又发现后面的公路上有几辆国民党军车开过来。前后都有敌军，怎么办？有人提出是不是向旁边躲一躲。

这时，朱老总沉着、果断地说:“前面的敌人不用管他，车继续前进！准备战斗，无命令不许开枪！”

前面那队国民党兵见两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飞快驶近，纷纷躲到路边，呆呆站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闪而过的车队里正坐着他们的敌人一一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华东野战区最高首长。而驶在后面的敌军汽车，则与朱总司令的车队保持着一定距离，不久，竟向另一条岔路开去了。危险就这样化解了，这就是朱总司令的大智大愚。

血性不仅仅是勇敢，他还要有智慧，血性不是生来就有，朱总司令的血性既来源于他童年艰苦生活的磨练，也来源于他的忠诚与信仰，但更重要的是终生坚守的革命意志！

新中国成立以来，朱总司令长期担任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依然生活俭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朱总司令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堪称典范。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撰写了描述朱总司令革命事迹的《伟大的道路》，她在遗嘱中指定将该书的稿费近九万五千多马克留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却分文不取，指示用这笔钱给国家购进一大批急需的科技图书。朱总司令在逝世前还嘱咐康克清同志，把他新中国成立以来省吃俭用积下的近二万元人民币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

所以，不忘初心，做个彻底的无产阶级，这是朱总司令贯彻始终的信念，这种对信念毫不动摇的坚守，也是一种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