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周勇｜重庆音乐家群体的精神图谱与历史回响——评《抗战时期重庆地区音乐家与作品研究》

作者/周勇

1937年11月，重庆这座西南山城骤然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在日机持续6年多的狂轰滥炸中，重庆的音乐家们以音符为武器，在废墟上构筑起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

由李晶撰写的《抗战时期重庆地区音乐家与作品研究》一书，正是这个时代音乐的精神图谱。该书以抗战时期的重庆为坐标，以抗日战争为时代命题，用扎实的史料梳理与深刻的分析，首次系统勾勒出这一特殊历史场域中的音乐家群体的精神图谱。全书通过“语境—创作—传播—价值”的因果链条，呈现出战时重庆音乐创作语境（政治文化地位和长期轰炸的创伤）→音乐创作回应（抗战作品类型化突破）→音乐传播动员（国内/国际双路径）→音乐历史的重估（断裂与延续性）等多个维度，揭示了在民族存亡之际音乐家们在重庆迸发出的惊人创造力。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音乐家与作品研究》

全书详细品评战时重庆创作的音乐作品，梳理其创作源流和美学价值，更研究了这些作品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历程的深远影响。因此，这是重庆历史学、音乐学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是向抗战时期重庆地区音乐家们的一次深情致敬。

一

作者从历史学、音乐学、美学等多个角度，对马思聪、郑志声、李凌、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吴伯超、李抱忱、应尚能、邱望湘、林声翕、陆修棠、储师竹、刘北茂、陈振铎、张文纲等33位音乐家在重庆的工作、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对其音乐创作、音乐活动、音乐理论等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全方位、多角度地让读者较为客观地了解各个音乐家的工作、生活、音乐创作及其音乐思想。

特别是对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音乐家的研究，作者更是充分利用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收集到的大量海外一手资料，使研究极具突破性。例如，应尚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期间的注册报到卡、美国媒体对他的声乐表演所作的新闻报道，以及他回国后外国媒体对他在实验巡回合唱团音乐活动的报道等等，都从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音乐家的不同形象，对音乐家群体的多维画像构建更为立体。

抗战时期，重庆是抗战大后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特殊的地位，一直是国共两党推动其政治文化舆论宣传的重点。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许多民主文艺人士团结一致，不仅树立了抗战救国的进步理念，逐渐开始从技术精英到音乐艺术家的蜕变。在本书中，详细阐述了以马思聪为代表的音乐家们及其抗战精神的逐步建立。马思聪在重庆期间创作的《西藏音诗》，将西藏民歌旋律与西洋作曲技法熔铸一炉，1945年在抗建堂隆重上演，《新华日报》报道称：“琴弓所至，雪山草原的苍凉与抗敌怒火交织成壮阔画卷。”这位留学法国的音乐家在重庆的创作转向，印证了“音乐来自人民”“音乐来自土地”的核心理念。他将小提琴艺术从沙龙走向大众，将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融合，强调民族特色和民族音乐语言的创作思路和美学追求得以建立。

二

该书借鉴德国音乐学家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理论，对音乐作品的分析兼顾了宏观梳理与微观解读，清晰呈现了战时重庆音乐作品的整体风貌与艺术突破，提炼出战时重庆音乐作品在特殊历史语境下形成的三维类型体系：声乐层级化建构、器乐双重突破、戏剧跨界融合。这一分类体系既遵循音乐本体特征，又深嵌于抗战文化场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

声乐作品的层级化建构主要分为：群众歌曲的战斗性建构。如《打回东北去》《抗战必胜》《还我山河歌》《我也去杀日本兵》等作品歌颂抗战、宣传抗战，音乐家将自己命运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用他们的创作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艺术歌曲的诗性突破。刘雪庵《满江红》、贺绿汀《嘉陵江上》、应尚能《我愿》等作品，采用古诗词韵律、诗歌朗诵与现代曲式的结合，曲调清新，形象鲜明、影响深远。合唱作品的丰富性建构。以沙梅《嘉陵江船夫曲》、张文纲《壮士骑马打仗去了》、马思聪《民主大合唱》等为代表的合唱创作，形式丰富多样，三部合唱、混声合唱、男女二部合唱等揭示了当时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如火如荼和合唱运动开展的兴盛局面。

同时，器乐创作在民族器乐的改革和西洋器乐的中国化实践中得到了双重突破。储师竹对二胡的改革让抗战时期物资缺乏的时代，能够有更多的人学上乐器。陈田鹤的《血债》第一次用纪实题材的方式，将“五三”大轰炸、“五四”大轰炸创作在钢琴曲中得以呈现。

在戏剧音乐的跨界融合方面。1941年-1945年，重庆话剧界的“雾季公演”将话剧推向了黄金时代，在抗建堂连续演出110余台话剧，其中音乐插曲成为情感爆发的关键节点。如郭沫若的《屈原》，刘雪庵为其配乐6首作品，形象地塑造了剧中的人物形象，完美地烘托了舞台所需的剧情效果，推高了该剧的艺术水平呈现，助力该剧成为抗战时期重庆话剧界影响力最大的一部戏剧。“名歌六阙、古色古香、堪称绝唱”，这是对刘雪庵跨界合作戏剧音乐的最佳褒奖。当然，黄源洛《秋子》作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同样也开创中国歌剧界的新范式。

在我看来，本书揭示出抗战音乐在美学层面形成的现实性、战斗性、民族性、融合性四维特征。

以陈田鹤《血债》为代表的这类作品，通过钢琴和弦快速弹奏，构建“轰炸声景”，模拟“五三”大轰炸、“五四”大轰炸的混乱秩序，战争体验的音响模拟，高频叠加的属七和弦群并非仅表“轰炸声景”，其音簇技法构成的声压递增实为对西方现代性的本土化转译——以谐和度破裂映射社会秩序崩塌。邓尔敬的《负重行》运用四川民歌的曲调，来展现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困苦，真挚动人地展现出了作品的民族性。贺绿汀的《小曲》，为“西方和声中国化”做了初步的探索，具有融合性。这些作品以西方作曲技法为基础，融合中国民族化元素，展现现实特征，将中西方音乐美学的尝试与对话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三

该书不仅关注音乐家与作品本身，更深入探讨了音乐在战时社会中的多重功能。

首先，音乐是凝聚力量的精神纽带，音乐活动则是社会动员、凝聚力量的重要载体。书中详细梳理了战时重庆的重大音乐活动，尤其是“千人合唱”“万人合唱”，提高了民众抗战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劳军慰问”“募衣献金”“一元献机”等音乐活动，体现了全民族支持前线的决心；抗战救亡歌咏运动、新音乐运动等音乐活动的开展，将艺术活动转化为政治动员，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与民主运动的团结。

抗战歌曲的“战斗性建构”从逻辑上回到了达尔豪斯所指的前现代范式——其动力来自民族存亡的集体意识召唤，重构音乐活动的历史意义。

其次，对外交流扩大了抗战音乐的影响力，成为国家形象的“文化名片”。战时重庆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关注的焦点，音乐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媒介。书中通过对《乐风》《新音乐月刊》《青年音乐》《歌曲创作》等一批音乐期刊的资料梳理，还原了当时的音乐家通过编辑、出版音乐刊物，加强欧美音乐、苏联音乐文化对国内音乐的输入影响；通过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资料梳理，记录了实验管弦乐团、中华交响乐团、育才学校音乐组的音乐会对美国、苏联等国的音乐输出，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音乐、中国儿童音乐教育，扩大了抗战时期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并为中国争取了国际同情与支持。

还有，重庆抗战音乐的创作在民族化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41年，郑志声将川渝音乐融入交响诗《满江红》，使用民族化和声替换音和弦、打破西方传统功能和声序列体现，将西方传统作曲技法与民族音乐风格的结合；到刘雪庵为《屈原》配乐的半音化楚声调式；1940年，侯伊佩作词，吴伯超作曲，激励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而创作的《中国人》将西方作曲技术与中国旋律结合，在音乐创作中发挥了新颖的创新作用。重庆音乐家以体裁混合修辞突破了“中西二元”窠臼，直接催化抗战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的音乐民族化。

总之，本书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论证、深刻的见解，为我们呈现了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界的壮阔图景。该书不仅是对抗战音乐史、抗战大后方音乐史的重要补充，更通过对音乐家精神追求与艺术实践的梳理，展现了文化工作者在民族危难时刻的责任与担当。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重庆的音乐家们用旋律凝聚力量，用歌声传递希望，以血火淬炼的双重自觉——既坚守“音乐为人性存在”的康德式理想，又行“艺术为民族求生”的抗战使命，构建了一座不朽的精神长城。该书让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音乐不仅是美的表达，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音乐家不仅是艺术的创造者，更是时代的记录者与引领者。

在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仅要铭记音乐家们的艺术成就，更要传承他们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家国情怀，让音乐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凝聚人心、鼓舞前行的重要作用。

主编：薛钦泽

审核：薛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