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头条-史嘉平：悲壮的五天五夜——记吴立人与高蠡暴动的革命洗礼

    中红网北京2020年7月2日电（史嘉平）

    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大地灾难深重，北方八省大饥荒，夺走1300万条性命，5000万难民；这期间，中共河北省委在李立三、王明“左”倾冒进主义的领导下，下达了一系列要“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当鲜血染红大地时，带之而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觉醒，是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锲而不舍的抗争。 据吴立人回忆；“震撼华北大地的高蠡暴动，是在大革命失败和中共党内三次“左倾”路线，使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是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北方党组织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为华北大地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至解放战争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做出了历史的贡献”。每当吴立人回忆起高蠡暴动悲壮的五天五夜，眼前就会浮现起义军与敌人英勇激战，那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的、悲壮的“五天五夜”……。

    一 、育德中学，投身革命

    1930年7月，吴立人15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第27班学习。由学生党员于运昌介绍参加了保定地下党领导的赤色学生组织——左联。1931年3月至9月，中共党员冷楚（曾用名朱子贞、陈杰斯等）在育德中学任教期间介绍吴立人加入了左联和反帝大同盟。1931年7月由保定二师共产党员刘光宗介绍吴立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党员。《中共保定党史》记载，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被无辜杀害，“九•一八”事变后，党团合并，中共北方局派李培淮来保定恢复党团组织。

    吴立人档案载：我刚考入育德中学一个月后，1930年8月24日晚，在27班的教室里，学校训育员张化鲁老师召集部分学生进行辅导，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学生是学校的党团员，我是培养对象，张化鲁老师是共产党员，蠡县人。他给我们传达了“暴动筹备会议”的情况，他讲完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暴动，我也报了名。次日我随同张化鲁老师去蠡县参加了暴动的筹备活动。这次去蠡县是我最初接受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了解了不少情况。从中结识了安平县的弓仲韬，为我两年后给团特委书记白坚当助手参加高蠡暴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天晚上，吴立人听张化鲁老师讲：1930年8月24日上午，他参加了保属特委军委书记张兆丰来在博野县南白沙（现属安平县）在张汉杰家主持召开的暴动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博蠡县委委员，安平、饶阳、深泽县的主要领导。会议就暴动的准备工作专门进行了研究和指示，一方面是搞好暴动的思想发动和组织队伍。县委领导要深入各个支部传达特委指示精神和这次暴动的意义，切实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号召党团员积极参加暴动，并严肃指出这次暴动是对每个党团员的严峻考验。会议确定了暴动的三个地点，组编三个大队，一个大队分为三个中队，一个中队分三个小队。另一方面是筹集武器，训练队伍。搞暴动必须具备枪支弹药，要求各县委积极组织力量，多渠道，千方百计筹备武器。

    次日一早，吴立人跟随张化鲁到了蠡县蔺岗村张化鲁的家，张化鲁从家中把一只手提枪交给了蠡县县委。我还同他一起动员本族的长辈，把6支枪交给了县委。在张化鲁的带动和动员下，蠡县有许多共产党员主动凑钱买枪。蠡县财政局长曹承宗（共产党员）拿出了一笔公款给县委买了12支枪。安平县有两名党员是小炉匠，会造“独一厥”（这种枪一次只能装一粒子弹）。张化鲁让我和刘亚增（共产党员）、刘树德（共产党员）去安平找到弓仲韬。通过弓仲韬让这两名共产党员小炉匠并联系别的小炉匠为暴动制造了20支“独一厥”。与此同时，军委书记张兆丰还指示，在蠡县造一些手榴弹。又通过多方努力，弄到了手枪和大枪40多支。有了武装后，设了四处训练点，博野县南白沙庄的养蜂访和小庄火头村于化成家南院，蠡县蔺岗村张化鲁家、万安村吴蕴家。张兆丰和干部卢子江分别到各点负责训练，教大家如何使用枪械、手榴弹及普通的军事常识。吴立人在蠡县张化鲁老师家中学习了一天的枪支使用。

    当时保定特委要求暴动要城乡结合，重点夺取县城和区域大城市，还提出一个“跟着党暴动”的口号，“一切服从暴动”即成为万众一心的革命指南，当时各县还决定改变隐蔽的斗争方式，组织各县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暴动斗争。同时将博蠡中心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此时，中共安平县委根据博蠡中心县委的指示，也将党团县委合并，改组为安平县行动委员会。还要求各县贯彻保属特委指示精神，有条件的都应在本县组织暴动。随着博蠡暴动时间的临近，“行动委员会”动员全县党团员分头到安平城里和子文、角邱、黄城、付名庄等村张贴标语和宣传品。一时间标语和宣传品遍及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一直贴到县政府和公安局的办公桌上。“限三天内，县长要交印，共产党要进城”的标语贴得到处皆是，吓得县长躲臧起来。但由于各县农民起义力量较为分散，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加之组织纪律混乱等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起义缺乏经验，暴动的消息严重洩露，致使敌人对这次起义有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兵力调动和周密部暑，形成了敌众我寡的力量对比。

    根据中共保属特委的指示，博蠡中心县委确定了发动了农民暴动的时间是1930年10月12日午夜12时。省委派军委书记张兆丰、保定特委书记郝清玉等5人，具体帮助指导起义。博蠡中心县委改称的“行动委员会”指挥暴动，暴动预定晚上12点在蠡县县城、大庄头、万安三处同时举行。由于大庄头一处提前行动暴露了意图，暴动被迫中止。这是博蠡中心县委组织的首次武装斗争，也称"博蠡暴动"。在“全省搞暴动”思想的指导下，1931年8月，吴立人受刘光宗的派遣，回行唐县秘密策划为水泉暴动做准备工作，即时组织发动了罢免抓捕进步学生、贪污腐败的教育局长张考槐的学生运动，要求罢免反动的国民党县长王易门，取得了释放全部被抓学生的胜利，并有力的支持了保定、石门等地的学运。事后吴立人和宋殿杰（现名宋弘芝原任江西省井冈山地委党校书记）一同被捕入狱，保释后返回育德中学。

    1932年7月初，中共保属特委李之道（黎亚克）遵照中共河北省委指示，为高蠡起义做准备，秘密发动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不抗日的“七•六”学潮，根据保属特委指示刘光宗、吴立人发动保定二师等十所大中学校开展学运斗争，刘光宗、吴立人被校方开除，并被保定警方通揖。

    二 、参与暴动，呕心沥血

    吴立人因积极参与二师等十所大中学校学潮，被校方开除之后，经李之道、刘光宗推荐，被白坚选为助手。白坚，原名白世奎，陕西靖边县人，1926年在中学念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学习；1930年8月，因参加聚会和示威游行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任共青团北平西郊区书记；1932年5月，任保定共青团特派员兼保属团委书记。在协助保属特委指挥“二师学潮”中，通过李之道（黎亚克）结识了积极参加“二师学潮”的吴立人。学潮被反动军警镇压后，保属特委推荐吴立人给白坚当助手，到高阳、蠡县等做巡视指导工作。在高蠡暴动前夜，吴立人随白坚先是到高阳活动了十多天，和当地党团组织和农会的负责人倾心交谈，了解情况，发动穷苦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指导高阳县东南区委书记蔡书林，秘密组织开展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同时发展了西演村的蔡墨林、南辛庄村的孙志刚、北辛庄村的张七、北柳庄村的张桂芬、庞家佐村的王双月等一大批苦大仇深的农民先后加入党团组织。白坚安排吴立人负责暴动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深入到农村中广交朋友，不公开党内的真实职务和身份，一些群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吴立人工作中能吃苦，与贫苦农民以诚相交，特别是在与些争取过来的国民党乡村两级办事人员的接触中，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经他做工作，改变了立场，在敌人内部给共产党办事，递送情报。

    高阳的准备工作安排后，吴立人又随白坚到蠡县，与蠡县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一起巡视了几个村庄。以前，白坚曾先后三次保护北平来的上级领导到博野、高阳、蠡县三县搞社会调查和巡视，见过宋洛曙，彼此算是老朋友。这次见面，宋洛曙向白坚、吴立人，直爽的汇报了当地党团建设和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说一旦暴动，三天之内便可以发动起5000左右农民和青年学生，单蠡县就可以充实一个师，把蠡县、高阳、博野三县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一举歼灭。白坚听了宋洛曙的话，既高兴又担忧。宋洛曙是一位成熟的共产党员，在这一带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和鼓动力。广大群众参加武装暴动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也很高涨，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军事的角度看，这些马上参加暴动的农民，他们的素质、纪律、作战能力怎么样，还都是个未知数。敌人在保定驻有陈冠群的十四旅，在安国驻有白凤翔的十七旅，高阳、博野、蠡县暴动一旦行动起来，他们会一齐扑过来，刚刚成立的红军武装会受到两面夹击，形势非常不利。白坚把这些问题向宋洛曙讲出来，希望他能再做一些扎实细致的工作，力争在暴动前，组织和训练一支守纪律、懂军事、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部队。宋洛曙听了白坚的意见，对这位省里来的年轻“白委员”非常敬服。

    白坚与宋洛曙谈过话后，于8月18日吴立人随白坚回到保定。此时，保属特委书记李之道（即黎亚克）下乡巡视也回到了保定。白坚和李之道两人就在这一地区举行暴动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一致的意见是：贯彻中共河北省委在该地区发动武装暴动的指导思想，建立工农红军武装，开辟华北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走江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红军的道路；在发展壮大红军武装力量的同时，成立苏维埃人民政府，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豪等一切剥削阶级的土地，废除苛捐杂税和取消高利贷，提高共产党在贫困农户的影响力，调动其参与暴动的积极性。8月20日，李之道召开特委会议，通报了高蠡地区的形势和发动武装暴动的想法。经特委会议讨论后，起草了《保属特委为布置蠡县高阳斗争致省委的报告》。以孟永祥为书记的中共河北省委收到中共保属特委的报告后做出决定，由省委军委书记湘农代表省委，作为保定地区党的最高领导，全面负责领导指挥保定的工作。

    8月22日，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湘农赶到保定。8月23日，湘农主持召开了中共保属特委党团联席会议。白坚和吴立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保定地区“保属革命委员会”，作为发动高博蠡武装暴动的总指挥部。总指挥部由湘农、白坚、宋洛曙等人组成。吴立人跟随白坚负责了暴动的宣传发动工作。湘农、宋洛曙亲临前线指挥暴动，李之道在保属特委机关随时观察和掌握暴动进展，与河北省委随时取得联络。暴动打响后，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成立红二十七军第一支队，除一小部分武装在平原上打游击外，主力迅速开到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凭借有利地形，依靠晋冀边界接壤处的人民群众，做好与敌人斗争的长期准备。会后，湘农和特委其他成员按照会议决定，分别去了暴动的前线。白坚和李之道留在了保定总指挥部，他们又惦记着前线，担心暴动起来后指挥力量不足，二人争着奔往前线，想助湘农一臂之力。最后决定李之道留下，吴立人随白坚去往前线支援，又去了蠡县。

    25日黄昏，李之道还给白坚挑选了包括吴立人在内的四名具有一定作战经验的特委机关保卫人员，随白坚一起赶赴蠡县、高阳暴动前线。白坚、吴立人等一行五人，都化装成到乡下购买蔬菜的菜子，赶着一辆马车，人力拉着一辆架子车出发了。到了离保定南门约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南门紧闭，出不去。又绕到东门，情况和南门一样，城门也关了，而且灯光通明，巡逻摩托车一辆接着一辆来回奔驰。白坚叫吴立人走到街道旁还没关门的小商店打听，才知保定城东西南北四门都已从下午5点起禁止行人出入，全城开始实行戒严，城里的人不让出去，外面的人不准进来。白坚担心高阳、蠡县暴动前线还没打响，保定城的敌人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那时候，街摊上有卖天津出版的《大公报》的。让吴立人买了份报纸，白坚无意间从《大公报》上看到这样一条醒目的新闻:“共产党激进分子在蠡县南玉田村企图组织暴动，蠡县县长陈中岳**带领警察去镇压，当场抓捕该村共产党支部书记田顺德等两名为首分子……”，白坚心急如焚，连国民党天津的《大公报》都登出了螽县暴动的消息，而暴动总指挥部的指挥员却还不知道。是情况有变，湘农、宋洛曙他们提前暴动了?白坚看混出城的希望不大，赶紧返回指挥部去找李之道。李之道也是刚刚知道保定城实行戒的情况，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蠡县农民已经开始暴动且有人被捕的消息，也感到十分震惊。

    白坚和李之道等人挤在房子里，分析着暴动前线可能发生的情况，让吴立人带领两名同志去了解情况。他们认为，湘农、宋洛曙他们肯定是在消息泄露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提前暴动了。如果参加暴动的农民按原计划两天之内达到上千人，有一半人员搞到枪支投人战斗，消灭高阳、博野、蠡县三县的警察、民团、地主武装还是有胜算的。但保定城已全被封锁，说明保定国民党驻军和其他军警人员已接到上级命令。现在最担心的是，国民党已做好联合行动的准备，保定的十四旅和安国县的十七旅派重兵南北合围，后果将不堪设想。吴立人了解的情况和他们分析的一致。根据眼前的局势，为了策应高蠡暴动，牵制国民党军不能出兵，白坚向李之道提出两条紧急应变措施:一是让李之道搞个“声西北击东南”在满城、唐县、徐水西北一带造成搞暴动的假相，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以减轻湘农、宋洛曙他们的压力;二是来个“堡垒迷敌解外围”，靠保定城内现有力量，打出红二十七军第一师下面三个团的部队番号，到处张贴传单，大造舆论，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在保定城也搞武装暴动和起义的声势。同时在敌人出兵去蠡县、高阳时，派小分队到敌人的营房进行袭扰。白坚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等人的赞同，立马行动起来。

    几天来，保定军警关闭城门和戒严，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愤慨，大部分居民断粮断菜，又不能出城购买，纷纷集合起来到市党部静坐示威，迫使当局和军警不得不开了城门，经过盘查后，允许群众出入采购粮食、蔬菜等生活用品。白坚又让吴立人组织一批党团骨干和武装人员化装成若干小组，打出红军部队和游击队的番号，搞“声西北击东南”、“堡垒迷敌解外围”战术。吴立人还组织保定和各县党团员、党团骨干夜间在保定和高阳、蠡县城张贴传单和标语。白天走村访户进行暴动宣传，所到之处都张贴保属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和游击队的十大纲领：（1）没收地主、教堂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及少地的中农；（2）没收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3）废除苛捐杂税；（4）取消一切高利贷；（5）焚烧契约债据；（6）夺取地主及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并武装工农；（7）人民有淋硝盐、吃小盐、买卖小盐的自由；（8）取消官盐店及盐巡；（9）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10）建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强大的政治风暴席卷高蠡大地，极大地鼓舞了几千年来被压迫的农民，起来同地主劣绅囯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 保定驻军果然不敢轻举妄动。保定驻军在接到蠡县、高阳等地农民暴动的情报后，想出兵驰援，又担心共产党保定地下武装借机袭击大本营。收査到大量宣传品后，才听说一下子又冒出了红军的一个整师，更加摸不透共产党地下组织到底要搞什么活动。

    8月31日，为支援暴动前线，白坚、李之道商量组织一些党团干部和武装人员，迅速赶赴暴动地区。李之道留在特委机关和暴动总指挥部，吴立人随同白坚率20多名党团骨干组成的武装人员，通过从敌人内部地下党“内线”，搞来军警便衣人员的证件、服装、枪支，化装成敌人的一支军警便衣队混出城。出城走了30多里，见有一批批群众连哭带喊，接连不断地迎面跑来。群众见到他们的装束，吓得都四散而逃。南边，不时传来紧一阵慢一阵的枪声。哭喊声、枪声告诉白坚，武装暴动可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否则不会有大批的老百姓逃离家园。果然，他们绕过一片树林，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望去，见有一小队红军武装被敌人的骑兵紧紧追赶。白坚在人群里看到了正率队撤退的湘农，赶紧迎了过去，挡住了敌人的骑兵。军警便衣队的装束此时起了作用，经过简单交涉，敌人便把这十几个暴动人员交给了白坚。白坚赶紧“押”着湘农他们返回了城里。白坚救了湘农，也救了被打散的十几名刚刚参加红军、连枪还不会使的同志。

    持续了5天的高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客观上它起到了培育革命火种，锻炼群众干部的作用，高蠡暴动在华北大地有着广泛的影响。白坚被国民党军法处处长颜文海圈到了嫌疑犯名单内。为此，上级组织调白坚到中共天津市委工作，任团市委职工部部长，以避开敌人的追捕。吴立人根据省委的安排，1932年9月，深入到东北义勇军郑桂林部，做师长韩云浦团结工作，使这只东北义勇军抗日不反共，成为共产党的朋友和友军。

三 、血染战旗，铭记历史

    吴立人在回顾高蠡暴动时指出“当年毛主席对李立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坚锐批评，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吴立人指出：“河北省当年受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错误地提出“跟党搞暴动”的口号与实践，主要是主观主义，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冒险主义行动，造成许多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使革命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从1930年10月12日博蠡暴动到1932年8月27日的高蠡暴动，事前党内存在过清醒者的不同意见，他们有的被扣上“右倾”帽子，遭到批评，有的被撤职调换工作，有的置之不理，不闻不问，没有把“一部分暴动的领导人”提出过的，认为“时机不成熟，应推迟暴动的”不同意见视为暴动前夜的警笛、警钟加以重视。

    第一次： 1930年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中共保属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博蠡地区着手准备武装，组织红军暴动，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 1930年8月初，保属特委军委书记张兆丰，在博野县主持召开了筹备博蠡暴动的会议，安平县委书记李洪振参加了会议。会议除明确博蠡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外，还要求各县贯彻保属特委指示精神，在本县组织暴动。李洪振回安平时，博蠡行动委员会的于澄波来到安平。于澄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指示，于澄波回蠡县，参加中共博蠡县委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县团委书记。1930年6月，中共保属特委指示，在博蠡地区着手准备武装，组织红军暴动，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暴动流产，于澄波身份暴露，遭反动政府通缉。在组织安排下，他离开蠡县，调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1年冬，由于叛徒告密，于澄波在太原城被捕，1932年春英勇就义。 于澄波传达了保属特委贯彻中央会议的精神，指示马上组织暴动。安平行动委员会书记阎子元不同意马上暴动，意见产生分歧，10月初，于澄波又来安平，错误地批评阎子元“右倾”，并传达上级指示，对安平行动委员会做了组织调整。10月12日根据中共保属特委的指示，博蠡中心县委发动了农民暴动。由于大庄头一处提前行动暴露了意图，暴动被迫中止。这是博蠡中心县委组织的首次武装斗争，也称"博蠡暴动"。

    第二次： 1932年8月16日，白坚、吴立人与蠡县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一起巡视了几个村庄后， 宋洛曙向白坚、吴立人汇报了当地党团建设和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说一旦暴动，三天之内便可以发动起5000左右农民和青年学生，单蠡县就可以充实一个师，把蠡县、高阳、博野三县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一举歼灭。白坚听了宋洛曙的话忧喜掺半。白坚认为，宋洛曙是一位成熟的共产党员，在这一带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和鼓动力。广大群众参加武装暴动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也很高涨，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军事的角度看，这些马上参加暴动的农民，他们的素质、纪律、作战能力怎么样，还都是个未知数。敌人在保定驻有陈冠群的十四旅，在安国驻有白凤翔的十七旅，高阳、博野、蠡县暴动一旦行动起来，他们会一齐扑过来，刚刚成立的红军武装会受到两面夹击，形势非常不利。白坚把这些问题向宋洛曙讲出来，希望他能再做一些扎实细致的工作，力争在暴动前，组织和训练一支守纪律、懂军事、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部队，回到保定后白坚、吴立人向保属特委汇报了高蠡暴动准备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第三次：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者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1932年6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召开了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河北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我北方党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强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同年7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了省委全会和县委联席会议，通过了《河北省委接受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错误地批判了“北方落后论”，要求各级党委在农村中积极发动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准备武装暴动。会后，保属特委书记李之道（黎亚克）于8月8日亲去蠡县视察工作，经过11天的巡视，他认为在蠡县东北区与高阳东南区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应组织并领导群众暴动，夺取政权。黎亚克从蠡县回到保定的第三天（8月21日），便向河北省委递交了《保定特委为布置蠡县、高阳游击战争致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对高蠡地区的革命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过早地提出了开展高蠡地区农民游击战争的行动计划。当时的河北省委对这个报告没有作具体分析，即派省军委书记湘农到保定特委负责指导这项工作。湘农于8月22日到达保定。

    8月23日，保属特委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湘农代表河北省委、白坚（河北省团委书记、保属团特委书记）代表团省委参加会议。会议就暴动条件是否成熟讨论了很久，争论非常激烈。湘农听了双方的意见后，认为：李之道（黎亚克）等人的观点脱离实际，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应加强准备工作，发动日常斗争，等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 会议最后决定：“高蠡两县正处在暴动的前夜，应加紧准备工作，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在一切斗争中组织群众，健全党的领导，等待暴动条件成熟，再发动游击战争。” 会后，保属特委将会议情况报告了省委，省委根据6月下旬北方会议精神，支持了保属特委书记李之道（黎亚克）暴动条件已经成熟的报告，并批准保属特委关于布置高蠡游击战争的行动计划：（1）成立以特委书记李之道等7人组成的保属革命委员会。（2）武装农民，组织游击队伍，定名为河北红军游击队，番号是二十七军第一师，采取“三三制”编制，设大队（团）、中队、小队，高阳东南区编为第一大队，蠡县东北区为第二大队，蠡县西区为第三大队。（3）以蠡县东、西区和高阳东南区作为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游击区指定为高阳、蠡县、博野、肃宁、任丘、安平、深泽7县。不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根据地，如果游击队万一不能立足于原区域，可退至完县一带山区。（4）成立运输大队，负责后勤工作，主要任务是向暴动地区输送从外地来的支持暴动的人员、武器及物资。

    上述阎子元和湘农关于“起义条件不成熟，应推迟起义”的意见经过历史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这两次重要的意见都未得到暴动决策层的重视与采纳，起义失败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痛思英烈，终成历史遗憾。高蠡暴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保属特委主要领导人在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错误地估计了保定革命形势，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和群众觉悟，做出了认为暴动条件已经成熟的判断；二是暴动的准备时间仓促，思想、组织及物资准备都不充分，致使作战时上下指挥不灵，左右联系失误，行动不一致，没有战斗力，一触即溃；三是指挥暴动的领导者思想麻痹，缺乏斗争经验，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敌人的阴谋毫无察觉，结果遭到重大损失，使轰轰烈烈的暴动毁于一旦。 高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在我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爆发的，它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英勇地高举起革命红旗，在敌人的心脏华北腹地，掀起了一场浩大壮烈的红色风暴，为而后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为中国革命播下了火种。

    1933年2月，吴立人又受上级派遣，秘密返回家乡行唐县，在水泉村周围的18个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参与领导了水泉暴动（团山暴动）。1933年4月，吴立人任中共保属特委委员，1935年参加了北京的“129学生运动”，随后吴立人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到安平县、饶阳县一带做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支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资料来源：李建抓《吴立人参与髙蠡暴动》、《中共保定历史》、《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历史》、《高阳县志》、《中国共产党蠡县地方史》、《我们的父母亲》、《高蠡暴动》、《冀中星火》、《吴立人档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