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建国初期炮兵的建设与发展

值此陈锡联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特意编发此文以为深切地缅怀。

陈锡联：建国初期炮兵的建设与发展

陈锡联(1915年1月4日—1999年6月10日)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十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建国初期炮兵的建设与发展

陈锡联

50年代,是我军炮兵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从1950年到1959年,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经历了这一时期炮兵建设的许多重大事件。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军炮兵从战争需要出发,以作战促建设,边打边建，不仅数量得到迅猛的发展,而且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炮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初期的各项工作,都有着服从和服务于战争的特点,因而至今印象颇深。

我军历来重视炮兵的建设和发展。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利用缴获敌人的炮兵装备组建炮兵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炮兵队伍,到解放战争时期,炮兵不仅有数十个团、3所学校及大量的营连分队,而且有的战略区还有了师、旅级的炮兵部队,建立了炮兵司令部、炮兵纵队或以炮兵为主体的特种兵纵队、特种兵司令部等领导机构,初步形成了一个既有地面炮兵、又有高射炮兵,既有队属炮兵、又有预备炮兵,既有战略区级炮兵领导机构、又有培训干部场所的兵种。在我军进行的重大战役战斗中,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城市攻坚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外形势和我军面临的任务，作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的决策,并决定组建军兵种领导机关,以促进各军种、兵种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0年4月底,第2野战军首长找我谈话说,军委毛主席已任命我为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并已调四野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到北京组建炮兵领导机关。当时,我正担任第3兵团司令员、重庆市长，由于四川解放不久，新生政权急需巩固和完善,加之剿匪任务又十分繁重，因此直到当年10月20日,我才到京就任。

到京后,苏进同志向我介绍了全军炮兵和炮兵机关组建的情况。苏进是3月奉命到京组建炮兵机关的,担任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来京后,在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的协助下,积极地开展工作。通过紧张的筹建,机关已组成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工作班子,并于8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正式成立。10月初，又召开了有各军区炮兵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炮兵会议,根据军委关于“大力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全军炮兵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今后炮兵建设的方针与任务。总之,在我到任之前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炮兵机关已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刚到北京不久，朱德总司令、徐向前总长、聂荣臻副总长、罗荣桓主任就分别接见了我,并给了许多指示和鼓励。朱总司令说,现在抗美援朝任务很重,加上东南沿海作战,必须大力加强炮兵建设,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你们要抓紧训练干部，订购武器装备,组建新的部队,任务是很重的。你们军委炮兵领导机关,要把这副担子好好担起来。我向总司令汇报了炮司目前人手少,机构不健全，与任务很不适应等情况。朱总司令说,困难一定不少,要抓紧解决。周总理现在主持军委工作，属于要人要物要钱的问题,周总理和军委会帮助解决的。

在这之后,朱总司令又在中南海居仁堂接见了炮司的团以上干部。在接见中,总司令再次强调了炮兵在现代战争中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炮司机关成立以来的工作成就,指出了炮司机关在炮兵大发展时期所面临的繁重任务。他勉励大家说,同志们都是团以上干部,是机关的骨干,现在你们的司令也到职了,领导加强了,大家要同心协力,勤奋工作,搞好炮兵的全面建设,特别要保障好抗美援朝作战。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上,聂代总长又给我们明确了以预备炮兵为重点,同时发展队属炮兵的原则。军委总部首长的这些指示,既指出了我们炮司的使命和任务,又为炮兵的建设规定了方针、原则和重点，使我们很受鼓舞和启发。

那时,我和苏进常参加军委办公会议，有时总司令、总理、总长们找我们去研究问题,或者我们直接去找他们汇报请示工作，许多重大问题很快就定下来了。周总理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身居党政军领导要职,日理万机，然而,我们炮兵送去的专题报告,往往第二天就批下来了,而且无论涉及到党政军机关哪个部门都照办不误,毫不拖延。周总理常在夜间找我们去研究问题，有时一边吃饭一边听我们汇报。对表报中的主要数据,他都**核算一遍,证明准确无误才放心。有时他还派秘书马列来炮兵机关,找我们核实数据,了解情况。周总理批阅文件十分认真，看一句用红笔打一个标点,文件上原来用得不正确的标点符号，他都给改过来。他那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异乎寻常的工作效率，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成为我们终生学习的榜样。聂代总长也经常过问炮兵情况。记得有一次聂代总长要了解沿海岛屿作战炮兵方面的情况,我派作战科长杜常青到中南海向首长汇报。他回来后对我说,总长问了现有火炮的性能、支援滩头突破的方法以及破坏敌前沿工事的能力等方面的情况。由于心情紧张,有的问题没有回答好。总长宽慰他说,不要慌,有的情况没有掌握,回去查查资料、研究研究再说。聂代总长了解情况,注重调查研究,严格要求而又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们很受感动。

1951年初,四野炮兵机关的大部分人员奉命调京,充实军委炮兵机关,人员增至近百人,并成立了炮兵政治部、炮兵干部管理部、炮兵后勤部、炮兵军械部、军委马政局等部门。同时华东、东北、西北军区的炮兵领导机构也相继成立。三四月间,军委任命彭嘉庆为第一副政委兼炮兵政治部主任,邱创成为第二副政委兼炮兵干部管理部部长,贾陶为参谋长,苏进改兼军械部长,从而加强了领导力量。6月,军委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在步兵军、师两级设立炮兵主任,至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炮兵领导体制。

这期间，炮兵机关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既直接管理炮兵训练基地、院校,领导炮兵部队的改建、换装和组织参战等工作,也负责全军炮兵武器装备的进口和调配,工作量大，涉及面广。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十分重视领导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在党委内部,我们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在干部使用上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在内外部关系上,提倡增强全局观念,搞好团结,通力合作;在作风纪律上,要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这些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了机关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一时期,炮兵的建设,也是在战争需要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建国初,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其在大陆的失败,经常袭扰我沿海地区,尤其是对沿海大城市和工业基地频繁进行空袭。当时,我军只有6个高炮团,兵力与任务很不适应。为此，我军于1950年春夏之间迅速组建了15个高炮团,担任城市防空任务。不久，为便于作战指挥和管理,又成立了3个高射炮兵师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炮兵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我志愿军刚入朝时,面对以美国陆、海、空军为主组成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我地面火力与对空火力均处于绝对劣势。为此,必须迅速组建一批新的炮兵部队,壮大对地面和空中的火力打击力量,才能有效地支援和掩护步兵作战,夺取战争的胜利。于是,我们遵照军委指示精神,迅速组建和扩建了大量炮兵部队。到1953年6月,全军预备炮兵和军师属炮兵发展到23个师部、188个团(为1949年底的3倍)又126个独立营,加上机关、院校共约30万人,还有大量的团营属炮兵分队。从而使预备炮兵大为增强，队属炮兵体制更加完善。

扩建炮兵部队,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要数1950年冬1951年春的那一次了。1950年11月,在朝鲜战场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之间,我军在朝预备炮兵只有3个师部、14个团又3个营,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正在这时,军委从西北、西南、中南等军区共调给我们8个步兵师,用以改建新的炮兵部队。这批部队有良好的军政素质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为使他们迅速掌握炮兵技术,我们先后在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4省迅速组建了8个训练基地,采取了“紧张的、短期突击的、战时的训练方法”进行改装训练。首先按照炮兵的组织编制进行整编,各级干部到位。尔后将各级军事干部集中到军委炮校和防空学校短训,掌握急需的炮兵战术技术,其他人员则留在基地,由从老炮兵部队抽调的干部和技术骨干担任教练,学习掌握火炮、器材的操作使用及有关知识。同时，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我军宗旨等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官兵认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激发革命热情,自觉服从革命需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装、训练热潮中来。干部从炮校结业回到基地后，再和部队进行必要的合练。就这样,只用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改装、训练任务,仅在1951年2月至4月间,就将27个团又46个营输送到抗美援朝战场。朱总司令对改装部队特别关心，十天半月就叫我去汇报一次。并再三嘱咐我,部队不但要拉得出去,还要打得准。这次改建、换装,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此外,根据我军的作战任务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炮兵奉军委命令,于1950年和1951年间,将3个高射炮兵师部和26高炮团拨归防空军司令部,将1个地炮师部和3个团拨归海军建制,为兄弟军兵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建国前,我军炮兵武器装备主要来自战场缴获,种类型号十分繁杂。单就火炮来说,就有数十种,产自十几个国家。这些“万国牌”火炮,大部分是骡马挽曳的小口径近射程火炮,性能落后,机动能力差,不配套,已不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兵器工业只能生产点小口径迫击炮,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我军改善装备的唯一途径,就只好由苏联进口了。抗美援朝期间,我军炮兵武器装备的计划和调配工作,都由军委炮兵军械部负责,开始由苏进兼部长。1951年,军委决定将师以上后勤部的军械部门及所属勤务部队、学校、仓库等,均归各级炮兵建制。据此，总后勤部军械部与炮兵军械部合并，自11月起改为军委军械部,由我兼任部长,封永顺任副部长,负责全军各军兵种通用火炮、枪械、弹药等的计划、调配和管理工作。这样一来,军委炮兵的职责更广泛，任务更复杂，工作更艰巨了,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军委军械部的全体同志,无论来自何方，都能团结一致，相互支持,为尽快改善和保障全军械弹,支援朝鲜战争和国防前线而辛勤工作,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马海亭同志,由于日夜加班,过度劳累，很快就成了“少白头”。当时,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但为了逐步实现我军的现代化,为了满足朝鲜战场的需要,国家仍然拨出巨额经费，从苏联进口了大量武器装备。从1950年到1953年7月,我们订购接收了苏式火炮数千门,以及相应的运输、牵引工具和观察、通信等配套装备。这些火炮中,有相当部分是大口径远射程的加农榴弹炮,还有压制集团目标的火箭炮和对付中空目标的高射炮;所有火炮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配套程度,较之旧杂式火炮都有很大提高。我们按照先满足在朝作战部队,后解决在国防前线和准备入朝参战部队的原则,将这些炮兵装备有步骤地装备了82个炮兵团又177个炮兵营。同时，将堪用的旧杂式火炮进行维修,按种、性能进行调整。过这些措施,仅预备炮兵的火炮总数就翻了一番,其中苏式火炮达70%以上,摩托化炮兵团增加了8倍。这就使炮兵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实现了由多国杂式装备向主要使用苏式装备的转变,实现了以骡马炮兵为主向摩托炮兵为主的转变。

炮兵是个战斗兵种,又是个技术兵种,培养造就干部,提高干部的战术技术水平,是提高炮兵部队整体素质的决定性因素,这在当时面临战争,炮兵队伍迅速壮大,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建国前,我军炮兵干部主要靠从部队中“土生土长”和在战争中锻炼,难得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培养和训练。军委炮兵机关成立后,着力把提高干部的主要途径转变到院校培养方面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长对炮兵的干部培养和学校建设十分关怀。1950年秋末冬初,朱总司令由我陪同先后视察了军委炮兵学校和防空学校,他拄着拐杖,兴致勃勃地询问了学校建设和训练、生活情况,检阅了毕业学员的实弹射击考核，鼓励我们要办好学校，培养出优秀人才。1951年4月的一天,我恳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为军委炮校的《炮兵教育》创刊题词。第二天,军委办公厅就派人把题词送来了。毛主席的题词是:“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朱总司令的题词是:“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掌握现代化的炮兵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很好担负起保卫祖国的任务。”他们的题词,为炮兵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成为我们炮兵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一贯遵循的指导方针。经过近4年的努力,到1953年,炮兵学校从建国前的3所发展为17所和1个干部训练基地,形成了由指挥学校、技术学校和文化学校组成的,既能培养地面炮兵干部又能培养高射炮兵干部的教育体系，逐步完成了干部培养以战场锻炼为主向以学校培养为主的转变和学校由分散领导到集中统一领导的转变。在学校培养的同时,各军区和志愿军炮兵也采取多种形式轮训了大批干部。4年来,采取这种以学校培训为主结合部队培训的办法,共培训出数万名炮兵干部和数万名技术骨干,较好地适应了炮兵大发展的需要。

这一时期培养的学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部队选送的干部战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工农成份，文化水平较低,但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有丰富的管理经验。通过一段时间的炮兵专业训练和文化学习,许多由步兵改行当炮兵的干部以及由炮兵部队选送来的优秀战士,班长,掌握了必备的专业知识和组织指挥战斗的技能,原来的炮兵干部还更新了知识,战术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炮兵建设的骨干。另一部分是建国后参军的青年学生。1951年,炮兵学校统一招收了7000名青年学生入校培训。这批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声中参军的热血青年,思想基础比较牢固，文化水平较高,易于掌握炮兵技术和接受新生事物,他们毕业后分配到炮兵部队、机关、学校,使干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炮兵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许多人经过朝鲜战场和国防前线的锻炼,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成为炮兵各行各业的专家。

炮兵部队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干部素质和部队整体素质的提高，对抗美援朝和保卫国防的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朝鲜前线,随着炮兵部队源源不断地投入战场,使装备上敌优我劣的差距逐渐缩小,战场面貌大为改观。在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中,我军步兵攻击敌一个连的阵地时,通常能得到8至10个炮兵连的火力支援。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役中,炮兵以强大的火力支援、掩护步兵作战,打退敌数百次冲击,毁伤敌机数百架,火炮百余门,以及坦克、车辆等大量技术兵器;此役毙伤敌2.5万余人,其中被我炮火毙伤者达50%以上。毛泽东主席在当年12月指出:“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1]在1953年的金城反击战役中,我军集中了1.7倍于敌的火炮,在主要进攻地段上,形成了每公里100至120门的火炮密度。战役开始时,我千余门火炮同时对敌实施火力突击,半小时内即将敌苦心经营的坚固工事大部摧毁,一小时内即支援步兵突破敌前沿阵地。步兵占领敌阵地后,炮兵以火力支援步兵打退敌数百次反冲击,甚至有的敌人在正向我前沿阵地运动或刚刚集结时,即被我炮火击退或歼灭。在602.2高地,我军打退敌在飞机、坦克、大炮支援下的73次反冲击,其中就有56次是被我炮火直接击溃的。高射炮兵一面掩护前方作战,一面掩护后方交通线等重要目标,有效地遏制了敌人的“空中优势”,保障了战役战斗的胜利。在历时10个月的反“绞杀战”中,我高射炮兵击落敌机264架,击伤1070架,与兄弟军兵种配合,粉碎了敌妄图通过空中封锁,切断我前方供应的战略企图。美军第5航空队发言人哀叹:“美国飞机在朝鲜通行无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敌之高射炮火稠密猛烈,几乎难于完成轰炸任务。”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促进部队全面建设,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为加强对作战情况的掌握和对作战的宏观指导,并吸取朝鲜战场的新鲜经验，以推动全军炮兵的建设,1951年4月，受军委的委派,我和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到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向彭德怀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汇报情况。我汇报了业已入朝和准备入朝的炮兵数量、械弹供应情况,以及炮兵发展的设想等问题,并听取了彭总对朝鲜战场有关情况的介绍及对炮兵建设的有关指示。随后,又和志愿军炮兵指挥所主任匡裕民商量了炮兵兵力使用、火力运用、改装轮换部队、战场培养锻炼干部、注意掌握战况、总结经验等炮兵作战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干部建设方面,我们把战场当作培养和锻炼干部的熔炉，一方面要求各级部队大胆提拔作战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干部，特别是老炮兵部队的干部;一方面组织抽调国内机关、部队、院校的大批干部到朝鲜前线见学,把所学知识和作战实践结合起来,借以促进炮兵各条战线的工作。同时,为使先期入朝的部队得到换装,长期作战的部队得到休整,国内更多的部队得到实战锻炼，我们不失时机地组织了预备炮兵的轮战工作。据1953年7月朝鲜停战时统计,全军70%以上的预备炮兵团和85%的独立高炮营都先后入朝参战,受到了极其宝贵的实战锻炼。

建国初期,我军炮兵有了很大发展,圆满完成了抗美援朝和保卫祖国的任务,无论建设规模、部队素质以及正规化程度等方面,都比解放战争时期前进了一大步。这些重大成就，应归功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归功于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归功于全军炮兵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奋斗。借此机会,我向为炮兵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在战斗中牺牲和工作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们表示深切悼念和崇高的敬意!岁月流逝,往事如烟。以上回忆挂一漏万,只能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1992年4月)

[1]引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第2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原总参炮兵部杨襄榆同志提供）

责任编辑：余滨

审核：薛成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