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视点 | 蔡竞：巴蜀文化中的酒文化

巴蜀文化中的酒文化

摘 要：酒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因子。本文以巴蜀文化中的酒文化为着眼点，通过总结、梳理、分析古蜀时期酒文化、历代诗词中的蜀酒文化和蜀酒未来发展中的酒文化三方面各具特色而又紧密联系的文化现象，探寻蜀酒文化与长江文化之源的密切关系，为蜀酒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呈现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考。

习总书记多次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并互相交错影响和相互融汇的两支主体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掌握人工酿酒技术的民族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酒既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也是一种文化象征。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在酒文化中有着最为丰富和真切的体现。以酒为载体，以酒行为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形态，以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蕴涵和丰厚的精神文化价值，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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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不仅养育了华夏文明，培育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同时为酿造美酒提供了优质的水源，长江流域地区在酒的创造、传承、创新上有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四川的“六朵金花”还是与蜀酒毗邻的黔酒无一不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四川段干流全长1788千米，占长江全长的28.4％；四川省内流域面积46.7万平方千米，占长江全流域的26％。可以说，酒文化不仅是包括长江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因子，且传承不辍、历久弥新。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亦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据学者研究，这里的醴就是川酒的专名。这从文献说明巴蜀酒文化的历史尤为悠久。从20世纪持续至今的在四川三星堆地区进行的两次重大考古活动中，出土了3000年至3500年前的大量陶酒器和青铜酒器，从酿造、贮藏到饮用，应有尽有。这也从出土文物方面证明了文献记载的无误。探索长江流域与酒文化的渊源，有助于扩大中国酒文化影响力。同时，酒文化在中国文化系统里又孕育繁衍发展而成一个相对独立、蕴涵丰富、内分子系清晰又互为勾连的子体系。酒诗词就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表象。在酒与诗文互为滋养的3000多年里，不计其数的历代佳酿，以其独特的方式涵养了3000多年来的万千诗人。美酒流进肚子里，随之升华成诗人笔下万千隽永的诗章。

一、蜀酒之源三星堆

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四川地区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新石器时代，在人类文明尚处于蒙昧的那个时期，成都平原便出现了酒及酒器，勤劳智慧的巴蜀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蜀文化，而作为古蜀文化代表的三星堆文明，酒文化更是占据了一席之地。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3000～5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质优良，农业发达，人文深厚。从粮食的自然发酵到人工酿酒，三星堆的酿酒历史可谓悠久，酒文化深深浸润了古蜀人的生活。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类酒器 图源：网络

自从20世纪3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已经进行了两轮大规模的考古。特别是2021年3月20日开始，自中央电视台连续三日的直播，更让人们对三星堆以及考古中国的热情高涨，兴趣盎然。2021年5月2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发掘收获颇丰，截至目前，已出土丝绸、规整精致的象牙微雕、涂有朱砂的神秘木匣等重要文物一千余件。在本次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就有很多属于酒具，如盉、觚、觯、瓮、罍、钵、尊、爵等。这些酒具的种类之繁复，做工之精密，令人拍案叫绝。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自古蜀中出佳酿”“蜀酒之源三星堆”的考证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古蜀人酿的酒首用来祭祀先人和神灵。三星堆器物坑中出现了大量作为礼器的铜尊。尊作为古代主要的礼仪用器，在祭祀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商周古文字中，“尊”字像双手捧举一长颈圜底的容器之形。根据周代礼书的记载，尊是盛放祭祀以备灌酌的酒器。而三星堆出土的尊体量较大，可以容纳较多的酒浆；它的器口开敞，酒香四溢，能够容易地传达到享用者那里。所以尊在祭祀等活动所使用的酒器中最受重视。

而从酿酒用高颈罐的这一特色上，不难看出蜀人酿酒技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从带有束颈特点的瓶形杯酒具来分析，当时蜀人饮酒方式为啜饮。也就是说，此时蜀人所饮之酒已是一种无滓的清酒，比同期中原地区“汁滓相将”的“连糟”酒的酿制方法更为先进。可以说，酒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古蜀文明的传统。数千年来，酒成为三星堆文明的重要载体，成为四川史前文明传承和敞开未来不可或缺的物质文明元素。

二、蜀酒之香古诗词

酒香，是中国古诗词的显性特征。依据现有文献，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酒诗词源头在《诗经》。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的“饮酒孔嘉，维其令仪”中有酒字，归类为酒诗；而《诗经·周南·卷耳》的“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和“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两句中，“酌”是饮酒动作，“金罍”“兕觥”是酒具；《诗经·小雅·节南山》诗句“忧心如酲”中，“酲”字表现的是人在酒后恍恍惚惚的状态；《诗经·周颂·执竞》诗句“既醉既饱，福禄来反”，写了酒后的兴奋。这些诗句中，虽无酒字，却也是货真价实的酒诗。

四川多美酒，蜀中诗人多。在氤氲酒香中孕育的四川诗人，始终是中国3000年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星群体。他们血性激情又富于生活情调的气质，一经川酒的滋润，就炼化成了川酒美名的镜像。川酒不仅是他们创作不可或缺的题材，也是“斗酒诗百篇”的灵感源泉。他们的思想行为、生活情感、政治抱负，也因川酒的独特韵味而获得了丰富的内涵。李白的狂放不羁，苏轼的旷达有度，杜甫的长歌当哭，黄庭坚“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的孤独，陆游“醉中拂剑光射月，往往悲歌独流涕”的失意，都因字里行间浓浓的酒味而增色；而他们酒香浓郁、无足而行的诗章，也随之演化成为对川酒的赞美和歌唱。

汉代酒诗与文人个体生活和情感的联系开始密切。汉代酒诗数量虽不多，但在表现汉人酒生活和酒心理等方面，也多为后人赞赏，而“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语，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蜀郡人士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以酿酒营生。“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美谈至今仍为人称颂，李商隐提笔留下了“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名句。

成都琴台路，“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故地 图源：蜀南摄影

及至魏晋南北朝，酒开始进入诗文作者的心理和情感世界，酒和文人从此踏上了高度融合之路，诗文随之成为呈现古代文人酒生活和情志的优质载体。最早体现出这种变化的，是建安之雄曹操和他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雄才大略的曹操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高远的人生目标，岁月的流走，使他产生了焦虑。在酒的激发下，曹操用诗歌唱出了建安人将生命意识升华为建功立业的心声，赋予酒和诗歌全新的意义。在曹操影响之下，酒开始全面融入当时文人的诗文创作中，成为他们表达个人生命欲求和凌云壮志的发酵剂。

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酒诗往往作于三杯两盏淡酒之后。他写寻常事，用田家语，极尽清轻素淡而诗味隽永无伦。陶渊明身怀猛志，身心却难以融入他本该沉浮其间的主流社会，在间间断断做了几任小官之后，竟归隐饮酒作诗以为乐。对此，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又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陶渊明不慕荣利，远离尘世，淡然人生的生命态度，“寄酒为迹”，“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的生活方式，开创了中国文人新的生命范式。他的生命态度、生活方式和淡雅脱俗的酒诗词，成为后代文人心中神一样的存在和永远向往的远方。这个时期，成都郫县（现郫都区）盛产竹，著名文学家山涛便配以大米、酒曲等原料酿出备受称赞的郫筒酒，杜甫在《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中便说“酒忆郫筒不用酤”。中国的酒与文的发展是并行且互相促进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就把盛行饮酒的魏晋时代称作“文学的自觉时代”。

诗性唐代，也是诗文与酒全面融合、文人与酒互为诗化的时代。被时代赋予了自豪感和浪漫情怀的唐代文人，把拥抱社会和热爱生活的激情，与魏晋文人的叛逆和独立精神化合成诗文的“催化剂”和激发器。在美酒的馨香里，唐代文人一方面以澄净的心神延续魏晋文人诗酒度日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以前所未有的胸襟和气魄，完成了中国酒诗词的升华和转向-从现实人格的表现和塑造，转向生活和性情的诗意表达，转向诗酒自足的生活理性。

李白的《将进酒》一诗，堪称诗与酒的混合发酵，从而把诗歌推向了顶峰。“酒作为一种载体，见证了诗人的喜怒哀乐、豪情抱负，最后化作诗的旋律在文学的长河中流转不息。”还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唐时期政治、经济相较盛唐有所衰退，但总体而言唐朝酒业政策开放，为诗酒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唐代中外交流频繁，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诗歌创作，使诗酒文化愈加繁荣。”唐代开元时，四川绵竹周边春季酿产的酒被称为春酒，或称剑南酒、蜀酒、成都酒。“剑南之烧春”被唐人李肇记载入《唐国史补》，位列“叙酒名著者”条所载唐时14家名酒之一。诗圣杜甫就在《送路六侍御入朝》中写道：“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川酒的“香且浓”，铸就了历代文化先贤和诗人笔下的浪漫恣意和无限灵感，陈子昂就有诗云：“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有人说，杜甫翁是闻着酒香来到四川的，他在会友酒酣时写下了“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的赞语。同时，杜翁还在《野望》中发出了“射洪春酒寒仍绿，目极伤神谁为携”的唏嘘。雍陶回到成都，喝了家乡的酒后留下了“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的赞叹；张籍流连于成都万里桥，留下了“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的感叹；岑参游历蜀地，也留下了“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钱沽”的真实记载。“纵观先秦至唐代的川酒历史文化，可以一窥唐以降直至现今川酒在全国独树一帜的主要原因。四川盆地气候环境适宜，盛产酿酒原料，水质优良；同时，酿酒历史悠久，从最初的祭祀用酒到贵族官员宴饮用酒，再到百姓酿酒买酒，由上而下的饮酒之风盛行至今。川酒在古代蜀地的社会生活中恒久不变，构成川酒独特的文化意义。”

诗与酒 图源：网络

两宋是中华文化的极盛之世，酒业也空前发达。在文墨和美酒的馨香里，盛唐文人的激情、自信和张扬，变成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刘过、陈亮等文人“左牵黄，右擎苍”的豪迈，以及辛弃疾、陆游、文天祥们的不屈和悲愤。两宋日益浓郁的书卷气，使越来越多的文人走向了沉稳的儒雅和世事洞明的疏淡。他们不喜欢唐人年少轻狂式的酒场喧闹，也不喜欢唐人酒场的雍容华贵和金碧辉煌。他们自觉地将传统酒文化中那份抗世精神与理想意气，内化为寻求心理平衡的依凭。他们追求享受型的诗酒人生，在意个人生活和生活情调的自足，沉醉于端着别致的小酒杯，在“浅斟低唱”中风流自赏，在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轻歌曼舞和诗酒唱和中流连；也追求生活的品位，喜欢布局疏简、精致的酒场里的清雅。四川作为重要的商贸之地，商业繁荣，酒市发展鼎盛，各类美酒数不胜数，如锦江春、鹅黄酒、荔枝绿、蜜酒等。苏轼作《蜜酒歌》赞曰：“三日开瓮香满域”“甘露微浊醍醐清”。黄庭坚在《西江月·茶》中赞叹川酒“鹅黄”：“已醺浮蚁嫩鹅黄，想见翻成雪浪”。田况在组诗《成都遨乐诗》中描绘道：“霞景渐曛归櫂促，满城欢醉待旌旗。”可见当时成都饮宴风象之况、饮酒风气之盛。方干在《蜀中》也说：“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馀时。”只有故乡的酒，才能消散游子心中的惆怅。

及至元明清三代，虽然文人与酒、与诗文的关联度越来越密切。就酒诗词的量而言，都远超以往，且都分别产生过一些在历史上广有知名度的酒诗词作家和名篇。但就酒诗词的发展而言，这三代主要成就还是对酒诗词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元朝时的虞集在《归蜀》中就说：“赖得郫筒酒易醉，夜深冲雨汉州城。”可见山涛的郫筒酒从晋一直流行到了元朝。清代四川著名诗人张问陶不仅嗜酒成癖，更是留下许多题酒名篇。“不泛百花潭，不登峨眉山。忘情到山水，更比闲人闲。······诗卷飞海外，朝衣醉田间。······我生三十年，年年游醉乡。不知百年中，当倾几万觞。”对在《饮酒诗十篇和稚存》组诗中抒写了他对蜀酒的酷爱。在喝了薛涛酒后，赋诗《朴园属咏薛涛酒》：“千古艳才难冷落，一杯名酒忽缠绵。色香好领闲中味，泡影重开死后缘。我醉更怜唐节镇，枇杷花底梦西川。”朋友送来家酿美酒，他写下了《汉州张忆堂赠家酿曰海棠春口占致谢》：“碧鸡坊里苦吟身，金雁桥边送酒人。艳色名香何处有，乡心沉醉海棠春。”不仅自己爱酒，张问陶的妻子林佩环也支持他饮酒，曾赠诗云：“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

酒是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绚丽的风景，也是他们生活中最可心的精灵。酒伴随过中国古代文人，酒也成就了他们。在酒液流淌过的中国历史长河里，酒香所及之处，就一定有中国文人深情地吟唱，历史典册中的每一篇酒诗词，都是他们心灵深处永不绝响的歌声。正所谓“春酒剑南莹石泉，骚人揽步近兰烟。月阑幽渚蒹葭静，把盏推杯认夙缘”。

三、蜀酒未来在文化

从百年前的小作坊、小品牌，成长为如今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风靡国内外的大品牌群，川酒产业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时至今日，川酒拥有全国白酒行业百强企业30余户、中国驰名商标12个，在中国十七大名酒中占有6席。四川白酒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四川省的支柱产业和中国白酒工业“脊梁”，一方面得益于四川省独特的自然物候，另一方面则拜四川诗人所赐。

绵竹市剑南春天益老窖 摄影：罗宇劼

从文化生产力的角度说，中国酒诗词是涵养和激发中国酒业不断发展的现实生产力。从史前到当代，中国酒业发展史上的点滴进步，都是文化涵养、激发和反哺的结果，而酒品中的非物质化价值，也得依赖文化激发、涵养和彰显。因为喝酒的人不仅是酒诗词的创造者，也是酒诗词最热心的读者。美酒在滋润中国人生活的同时，酒诗词也会悄无声息地演化成为社会大众的“美食”。酒客中那些光怪陆离的趣谈轶闻，不仅是人们觥筹交错间津津乐道的谈资，也是中国社会最传统的“化民”工具。因此，无论酒诗词中皇家贵胄、庶民凡夫、贩夫走卒与迁客骚人们曾经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是典章制度、爵角觥杯、诗词歌赋与酒令酒话里的酒香，都是大雅大俗的浑然同体，有雅俗共赏的特质，也是当代社会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历史已经证明，因酒而衍生的酒诗词，既深受人们所喜爱，也能够担负起引导、提升和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重任。笔者在调研川酒时，曾写下《贺宜宾“中国酒史研究中心”成立暨＜十里香大酒坊＞电视剧开机二首》，其一云：“盛时瑶萼好称觞，酒史宏文福梓乡。一样兴衰关庶物，恒昌国酿泛奇香。”其二云：“乱世混沦时漏长，新元衔梦创辉光。关情生计播甘露，澄冽原粮大酒坊！”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习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笔者在英国等西方国家考察调研时，往往会被当地人邀请去参观酒庄，庄主总会给参观者讲述酒的历史、文化、精神和情怀，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口干”。法国的葡萄酒、英国的威士忌、俄罗斯的伏特加皆闻名于世。但这些国家的酒，更像是一种工艺品，与中国数千年来积淀而成的酒及其背后的精神文化内涵相比，依然相形见绌。

中国酒诗词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创造生活、享受生活的智慧和情趣。中华民族3000年生活的点滴和瞬间，都因酒诗词而鲜活地流传至今，中华民族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也因酒诗词而得到立体展示。无论是神圣的三代祭神祀祖礼仪，以乐为本的大汉盛世之象，率性深情的魏晋南北朝生命之问，还是盛世雍容的大唐盎然诗性，清雅理性的两宋书卷气，纵酒为乐的元代大众狂欢，雅致与尘俗同在的明清生活之乐，中国酒诗词不光是现代人认知过去、世界各族人民认知中华文化的媒介，也当然是传播中国诗酒生活方式的有效载体。蜀酒也将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与责任，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激荡澎湃的洪流之中，彰显文化自信，展示中国精神。诚如笔者2021年初春，欣入五粮液集团调研时夜吟所云：“酿出浓香此独尊，江流万里入天门。仙人醉揽星空月，名士长留大雅魂。酒旆迟悲才俊暮，尘缘尽掩窖泥痕。绵延世纪风靡久，哪个重来不举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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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薛成毅